超越GDP看日本远超中国六大优势0海绵机械

超越GDP看日本远超中国六大优势

日本经济有六大优势都远超中国，但均未体现在GDP里；分散“中国风险”，抢夺亚洲内需，日本早就未雨绸缪

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在数字上、按美元计价，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，这无疑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，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经济步入“更年期”后其发展模式的“退步与僵化”。

中国经济的“后30年”，将以怎样的模式走下去，中日经济关系将如何调适，两国如何适应各自的发展条件变化，堪称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。

日本六大优势不在GDP里

2010年2月，日本《经济学人》周刊发表特辑——“中国的世界支配力”，从生产、消费和资金三方面列举了中国的“世界第一”，主张“中国的时代已经来临”，并认为中国具备支配世界的生产、消费和资金能力。

5月，瑞士商学院发表的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排名，日本由上年的第17位，落至27位。泡沫经济崩溃后，日本经济不仅失去了跨世纪的20年，也正在失去维持了40余年的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。

但分析日本经济的变化，还须看到其GDP之外的另一面。

一是日元升值，按美元计价的日本实质GDP总量增加。若按1美元兑85日元计算，基于4~6月的日本实质GDP为6.35万亿美元，在中国之上(中国为5.67万亿美元)。

二是日元升值，按美元计价的“日本个人金融资产”高达17.6万亿美元，比年初净增1万亿美元(接近日本外汇储备总量)。

三是日本依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纯债权国，其总量近3万亿美元。

四是日本的海内外产能各占一半，而企业的海外利润约占总利润的30%，导致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——“所得收支顺差”超过“贸易顺差”，形成世界最强的海外资本支配力。

五是日元升值，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力提升，2009年日本企业主导的海外并购规模最大。

最后，日本综合商社几乎在全球“粮油矿主产区”，获得了资源、能源、粮食等开采权益和生产、采购能力。

因此，比较中日经济总量的同时，不能忽略GDP以外的指标。这是决定两国经济竞争力的根本要素，而且不是GDP的统计所能涵盖的。

分散“中国风险”

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“膨胀式发展”，确保日本的整体竞争力，事实上，自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，日本政府就已经着手制定相应的战略，将分散“中国风险”，视为削弱竞争对手，确保自身利益的核心支柱。

如今的民主党政府更是将亚洲视为确保日本竞争力的战略空间，提出所谓的“亚洲内需日本化”的“新经济增长战略”，以环境为战略支点，以“基础设施出口”为主要内涵，利用亚洲人口、资源、资金和市场，发挥日本制度、技术和资本支配力，构建新时期的日本竞争力。

金融危机后，日本依托亚洲，依赖中国，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，为日本经济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。2009年底，日本政府推出“新经济增长战略”，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，提出“亚洲开放立国论”，将“亚洲市场”视为日本经济“第三次崛起”的基地。

以往，“日本的亚洲观”仅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“外需市场”；而“新经济增长战略”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的“动力车间”，是真实的“内需市场”。

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，日本便提出了“回归亚洲，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”的战略，其主要方式是：

第一，推动“经济伙伴关系协定”(FTA/EPA)谈判，在地区推广日本技术、产业标准、金融交易规则、会计准则等，促进地区政策法律制度的“日本化”。

第二，主导地区金融货币体制构建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，日本便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，构建“亚洲货币基金”构想，遭遇美国打压后，2000年又主导东亚货币互换框架(清迈倡议)。至今，该框架资金总额已扩到1200亿美元，具备摆脱IMF控制，单独完成地区金融救助的规模。金融危机后，日本又对东盟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金融稳定框架，扩大官方开发援助、动用贸易保险、贸易信贷，增强“日元的公共存在”。

第三，推动地区贸易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日本化。利用政府和企业联合开发的“无线扫描技术”，主导地区贸易口岸的“无纸化”，掌控亚洲贸易数据，利用亚洲庞大的市场，争取国际标准。

为确保亚洲内需日本化，2010年3月，日本又主导策划了“亚洲综合开发”草案，拟以2020年为目标，以泛亚洲地区建设(包括交通、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)的650个大项目，总费用将达2000亿美元，构建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，追求区内生产总值倍增，构建日本全球竞争基地。

日元的全方位竞争战略

当前的日本“新经济增长战略”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，堪称地缘、资源和日元的全面竞争。

一是展开“FTA阵地争夺战”。2010年1月1日，东亚地区五组FAT同时生效，相当于五个“地区合作轴”全面启动。下一阶段战略目标是，向澳、新、印扩展，应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。

二是抢占亚洲基础设施建设，占据地势，控制商机，获取投资机会。据日本总务省估算，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，即可为日本创造98万亿日元的商机。而亚洲的新能源、水资源、高速铁路、粮食基地等项目，更是日本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的必争前沿。

三是抢占货币竞争制高点，推进日元经济圈。金融危机后，日本金融系统受伤较轻，东京市场成为避风港，日元持续走强。同时，日本企业的日元升值抵抗力明显增强，日元与东亚其他货币(不包括人民币)形成了“日元强势+其他货币弱势”的联动格局。尤其是，近期，日本搞“货币单边主义”式的外汇干预，破解了亚洲货币追随人民币的格局。

今后，随着日本基础设施在亚洲份额的提升，日本产品、日本投资对亚洲的转移，已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，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。中日经济关系将在亚洲舞台上表现更强的竞争关系。(文/刘军红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)

日媒：中国走向内需主导

早在2003年秋，美国高盛公司发表“金砖四国”报告时，曾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6年超过日本。最近，高盛公司又发表报告预测，今后20年，若中国经济能保持9%的增长率，美国保持2.3%、日本1.0%，那么到2030年，中国经济超过美国也是有可能的。

届时，全球股市总市值第一把交椅，也会由美国转移到中国，而日本总市值仅相当于中国的1/9。眼下，美欧的证券公司已开始将在亚洲的据点逐渐由东京向香港转移。对此，日本开始担忧，一旦持有日本股26%份额的海外投资者抛售，那么“日本丸”恐要变成“泰坦尼克号”。但在比较超级的发达国家经济与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时，仍无法忽视数字以外的东西，即“非GDP”因素。

2010年5月，颇具影响力的《日本经济新闻》刊发特辑，介绍上海世博会，其通栏标题就是“中国走向发达的序曲”。作为“日本产业官”的总设计师，日本著名经济学者、小渊惠三政府时期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预言，中国经济将由此走向内需主导的时代。

其理由是，1970年大阪举办世博会时，日本人均GDP刚过3000美元。此后，日本经济增长结构实现“内需主导”的转变，走向“真正的发达国家”行列。2009年，中国人均GDP也达到3000美元，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，中国经济增长结构也必将会迎来内需主导的时代。

1984年，作为大阪世博会的策划者之一，堺屋太一访问了上海，在与时任市长汪道涵先生会面时，建议上海举办“世博会”，并为之奔走，因此，长期以来，他也颇以“上海世博会建议者”而自豪。堺屋太一的预言，无疑备受日本经济界的高度重视。

近来，包括日本经产省等机构普遍预测，亚洲“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”(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到35000美元)的人口约为8.8亿人，而中国就约占半数。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说，2008年中国“中等收入和富裕阶层”(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美元)人口已超过4.6亿人。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(GNI)达2770美元，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(考虑国际物价水平的比较方式)则高达6020美元。中国已经形成了现实的个人消费群体。中国经济具备了向内需主导转变的人口和所得收入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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